当美国最著名的主流大报《纽约时报》今年宣布，将停止印刷报纸并改出网络版后，有关纸媒即将死亡的说法显得越发真实。

与此同时，苹果公司推出了iPad，这种如同普通书本一般大小的触摸式电脑杀入市场后，“电子书”、阅读器市场的战火迅速从国外蔓延至国内，有人断定，“无纸阅读”时代马上就要到来。

不过，对于吉林省《幽默与笑话》杂志总编辑任绍伟来说，这些喧嚣还不足以撼动他多年来固定不变的作息时间。每天10点，他就坐在长春市南部一栋小区楼房改造的办公室里，在那些成捆成捆、一麻袋一麻袋的稿件堆里“挖金子”。

这本杂志月发行量超过20万本，遵循着严格的稿件编审程序。从编辑初选到总编辑定稿，采稿率达到千分之一。“首先要保证原创，其次必须是精品”，任绍伟说，现在办杂志就是“掐尖儿”，必须把最好的作品挖出来奉献给读者。

这家基本上依靠发行量扩大而快速成长的杂志社，并不担心什么“无纸阅读”的警报。在他们看来，中国人均期刊拥有量相比发达国家还“只是个零头”，未来的期刊市场还有“巨大的创新空间”。两年前，他们还着手创办了一本新杂志《启迪与智慧》，月发行量已从最初的两万份上升到7万份。

“我们创造的是经过深度加工的精神产品。”任绍伟不无自豪地说，“你创造的，是那种让人珍藏、愿意留存，而不是随手一扔的好作品，怎么会轻易死掉？”

对期刊的未来抱有信心的人，在吉林省期刊业不只是任绍伟一个人。从2003年启动期刊改制以来，该省所属的238种期刊分别在不同层面获得了发展，在42种综合性市场消费类期刊中，每期发行量10万册以上的期刊有15种。一批新老刊物，如《演讲与口才》、《幽默与笑话》、《意林》、《杂文选刊》、《中国医院院长》等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迅速提升。这样一批期刊或死而复生，或逆势飞扬，有越来越多的期刊业内人士称之为“吉刊现象”。

当数字媒体的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，那些坚守在纸质媒体阵地上的人到底何以生存？当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一次又一次被技术颠覆之后，那些坚定地信仰“内容为王”的行家里手正在寻求何种改变？当媒介融合时代到来，一切固有的传播形态都可能“死去”的时候，什么是“不死的东西”？

生存还是死亡？

笼罩在传统媒体身上的“死亡咒语”在2010年似乎正在变成现实。

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，美国最著名的综合类日报《纽约时报》加入了自我“革命”的阵营。其发行人苏兹伯格承认，纸质版的《纽约时报》离停止印刷的时刻正在倒计时。

许多美国人深感震惊。对他们来说每天早晨在上班前，从地铁站花两美元买一份《纽约时报》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但在数字化的时代，没什么事情一成不变。

在此之前，拥有140余年历史的《西雅图邮报》最早停止了印刷版报纸的发行，只发行网络版。老牌的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也宣布将变成网络报和电子邮件报，其纸质报纸仅保留周报出版。三大新闻周刊之一的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放弃了纸媒阵地，让古老的铅字变身成了网络空间的二进制数码符号。

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图书展上，来自世界各地的840位出版业内人士预测，用纸张印刷的书籍将在2018年消失，替代品是“电纸书”。这种通过电击胶囊元来呈现“白纸黑字”效果的阅读器，超薄轻便、可弯曲，甚至能模仿传统书籍的外观，做到可翻页、可做旁注。

在中国，数字出版界有人大胆预言：“电纸书”、iPad等新技术的出现是“攻克旧媒介帝国最后一座堡垒”，在不远的将来，大部分报纸、小部分杂志将对读者免费，书店将变成类似图书馆结构，消费者通过在书店看书选书，但买书时会上网，支付数字版权费。人类由此进入“无纸阅读”时代。

“生存还是死亡”的问题冷酷地摆在面前，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一时间仿佛无所适从。

老编辑刘成信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报纸、杂志和书籍的世界。他的办公室就是一个“纸质媒体的海洋”，桌子上、书橱顶上、地板的角落里，都是成堆的稿件和书籍。从这些纸质印刷文字中挑选出“最能让读者过瘾”的精品，是这位《杂文选刊》主编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人生使命。

“我不会上网，也不会用手机上那些花哨功能，我对一切机械的、电子的东西都一无所知，我上学时数理化不及格”，这位双鬓飞霜的老杂文家说，“我惟一会做的，也能做好的事情，就是研究杂文，全国专职的杂文作者和编者恐怕就我一个，我以此为生。”

《杂文选刊》是目前国内屈指可数的杂文类期刊之一。1988年在吉林创刊时只发行500册，而如今的月发行量达到60万册。过去几年，这家杂志步入高速成长期，2004年杂志由月刊改为半月刊，2008年增为旬刊。除了固定的发行，每年年末该杂志精编出的合订本，销售量也有几万册。

“也许我过于乐观，我相信纸质媒体不可能死亡”。刘成信觉得，读者订阅杂志是发自内心的喜欢，这是有忠诚度的，好多人把它买回去，不是看一看就丢掉，而是要收藏起来，甚至传给他的儿子、孙子，这就是经典出版物的价值。

“网上的东西能有这种力量吗？”他反问。

什么样的内容才是“核心竞争力”？

传统的报人、期刊出版人，从未把自己定位成“纸张贩卖者”。对他们来说，“内容为王”是座右铭，纸质媒体的生命力在于其承载的内容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《幽默与笑话》、《杂文选刊》之所以对印刷媒体前景看好，信心就来自他们杂志独特的内容建设。

任绍伟认为，一本发行量达几十万份的杂志，能够给读者带来足够“黏性”的原因就是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精”。按说在文摘类市场已经非常饱和的情况下，他创办《启迪与智慧》杂志挑战很大。如何挖掘那种“不可替代性”？他给杂志的定位很简单：用案例教学的方法教你做事和做人。

“别的杂志主要是情感性的，我们杂志选稿的标准是可操作性、可模仿性、可应用性。”他介绍，每期杂志给读者提供70多个精彩有趣的故事，包含着政治智慧、人生感悟、职场经验、经商谋略等，这里没有空洞的说教，都是真人真事，能让读者从别人的亲身经验中学习处世的道理。“说实在的，为人处世之道是一辈子的修养，我也没完全整明白，曾看过一些杂志，总感觉不解渴，可以想象读者的阅读期待有多么强烈”。

每编完一期新杂志，任绍伟都要第一时间把“自己的作品”寄给在外地读书的儿子，并对儿子说，“爸爸想对你说的话，想让你做的事儿，都在这里面了！”

相比来说，《杂文选刊》内容的“不可替代”在于它的批判色彩。

刘成信经常把杂文的社会功能比喻为“社会医生”。大多数文章是中性的或建设性的，而杂文就是批判的、揭露的，“我们从反面的角度来帮助社会”。二十多年的杂文写作和编辑经验让刘成信意识到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冲突和矛盾本身就是事物发展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在承平时代，具有批判性的文字往往更真实、更本质，也最能吸引读者。在他看来，批判并不是骂人，其本质恰恰是“说真话、讲真理、抒真情”。

这位杂文专家把当代杂文分成了三类：“常规性杂文”以说理和逻辑分析见长；“非常规杂文”的更注重文学性，喜欢讲故事，强调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，但思想内核仍是批判；第三类为“荒诞性”，一则寓言、几句唱词、一段梦话，都能构成批判的格式。目前，《杂文选刊》正是根据这种划分，每月推出不同的旬刊，以满足杂文读者不同的口味。

吉林省最知名的老刊《演讲与口才》更是深悟“内容为王”的传统媒体。该杂志从创刊之初，就致力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口语表达能力，最高发行量曾达113万份。创办人邵守义被誉为“中国演讲学第一人”，因为这本杂志的成功推广，“演讲与口才”在有些学校已经被列为一门专业学科。

今年该杂志编辑部已进驻北京，现任社长邵天骄仍在继续他父亲的事业。这些年国内期刊业迅猛发展，一些杂志经过一次次“跨越式”包装，似乎从“丑小鸭”变成了“白天鹅”，而《演讲与口才》一直保持着质朴的风格。邵天骄认为，杂志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它专业的定位和专家水准的操作，而不能徒有其表。“之前我们杂志的责任是教人敢说话、会说话，而下一步，会更多地教人说什么。”

目前，这本杂志已经推出学生版。在邵天骄的规划中，《演讲与口才》将做成一个系列读物，从少儿、中小学生、大学、研究生，到职场、教师、军人等，分门别类地推进演讲事业。

对内容打造的无止境追求，是“吉刊现象”中那些优秀期刊的共性。传媒大亨默多克曾说，不论是纸质时代还是数字时代，只要媒体创造了“必读、必有的内容”，并借助于合适的媒介来适应读者，就能够“脱胎换骨、寿比南山”。他坚信“内容为王”的媒体定律不会过时。

是的，收音机未能摧毁报纸，电视也没有干掉收音机，而数字化出版物也不太可能淘汰书籍等印刷类读物，尤其是文字本身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一位专栏作者说，虽然人们身处2010年，拥有各种从前不可能有的新鲜玩意儿——宽带、iPad、Kindle、黑莓，但印刷物的魅力并没有减少。它百毒不侵，病毒、黑客及其他电子入侵者都对它无可奈何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不会因科技潮流的变幻而变得无法阅读，而许多数码资料，很可能因新技术出现或格式转换问题彻底丢失。

纸媒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永恒的媒体。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，它从诞生之初就以其厚重感，塑造并承载着人类的历史和文明。在数字化的今天，只有经过深度加工、附加值不断提高，并融入了更高创新思想和价值的产品，才有生命力。而那些简单的、一次性传播的、可以高度复制的“所谓新闻”，确实只能成为信息海洋中的一些碎片，并迅速被人遗忘。

好莱坞的电影工业，没有因为数字化而衰落，反而创造出了魅力四射的《阿凡达》。那么，传统媒体为什么不能在新的技术环境下焕发青春呢？